如果仅从技术手段和制作要求的角度考察，仿制、摹本和作伪并无根本差别，其目标都是最大程度地逼近原物乃至于乱真。问题的症结只在于制作的动机和用途何在而已。仿古作伪的做法在春秋时便见于记载，西汉文帝时，赵人新垣平曾伪造玉杯和周鼎，唐代有张易之兄弟以伪乱真盗窃皇室秘藏。

此后，作伪之风愈演愈烈，到北宋前期更可以炽盛称之。以当时山水画坛三大家关仝、范宽、李成来说，李成在当时画名最著，伪品也最多。“书画学博士”米芾刻意搜访多时，真迹只寓目二件，赝品却见到了三百件。无怪乎他要气恼地在《画史》中说：“皆俗手假名，余欲为无李论”。

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规模化的仿造和作伪是在宋代形成气候的，问题的复杂性，又在于二者往往交叉纠缠在一起。其时书画的仿作和伪作固然屡见不鲜，但若与铜器、陶瓷这些大门类相比，却只可说小巫见大巫。

铜器的伪造、仿造虽在宋以前已见诸记载，但数量少，且并未规模化。实物如今藏故宫博物院的一件“唐仿西周觯”，其口、颈及足内外带有细而浅的凹弦纹，是打过蜡的熟坑器，明显具有唐代铜器的特征。中唐以后，设有官营作坊专事仿造前代器物。宋代赵希鹄《洞天清禄集》便特别说到一种所谓“句容器”的铜牌：

“句容器非古物。盖自唐天宝间至南唐后主时，于升州句容县置官场以铸之，故其上多有监官花押。甚轻薄，漆黑，款细虽可爱，要非古器。岁久，亦有微青色者。世所见天宝时大凤环瓶，此极品也。”